生死鸳鸯遍联大。
在这些联大教授的夫人当中，我找到了王力夫人夏蔚霞，而梅贻琦夫人早已经离世了。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发掘这么一块瑰宝的时候，她已经走了。这位可敬的贤淑的东方女性、聚大家礼仪于一身的夫人，已经再也见不着了。
王力的家可能是拍摄中景美的最入镜的老屋，宛如静谧时光的停留，棕色底调，空中似有金黄光芒的微粒。简洁厚重空旷。窗外爬山虎生荫，夏女士单薄的身形，四十年代的毛线马甲，真情地仰着头，诉说着。王力夫人已经失聪，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是那么真诚，虽然白发苍苍，却还伴着那种少女的天真和激动。她以前是很好的女高音，她还会弹琴。结果她失聪对自己的声音就没有知觉。我们没有经验，结果录音就不能用了，非常可惜。
她给我们生动地讲昆明有什么好吃的，她对昆明的感情，也讲了她和王力教授的结合。当年少女的她同情他要挣脱那种封建的包办婚姻，重新寻找自己所爱，她说那天她们好几个女孩子和王力一块儿坐船，女孩子在那儿调皮地闹，但王力就坐在那儿洵洵君子，非常稳重。她心中就觉得这个人可信忠厚。而且王力一见了她就跟她谈自己前面有几个孩子，很坦诚。她就愿意跟王力结合了。他们一直在昆明同甘共苦的。为了维持家用，她曾经为美军绣过手帕，为人家织毛衣。因为联大家属们织的毛衣去秤时和领的毛线是一样重，所以信誉很好。她接过的活中有一件毛衣还是为昆明的老板，有名的云南白药大王曲焕章的女儿织的。这个白药真的与王力家就有一种神秘联系。
她激动地讲到，王力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文化大革命”“红羊”之年挨打，出门时，是被人家来押的，她往王力的上衣兜里偷偷塞了一小瓶云南白药。后来王力看着哪天要游街，要挨打，就赶快把那白药吞服了。那白药里有一粒“保险子”，吃了它可以耐得住打。但要是没事吃它，人就受不了。所以后来那些人使劲打他，他也没有太痛苦，回来也没有受太大的伤，比一起挨打的人后果好多了。夏蔚霞说，如果没有在昆明的岁月，她也就不会知道云南白药，也就没有这个保护的法子了。
这首诗中也讲到了在昆明度过的年代，令我感到很诧异的是，夏女士在讲到她那天从医院回来，她的女儿去了，王力也就在那时候过世了。但是王力已跟女儿交待了，要跟她合葬。她非常高兴，言语中好像都不是在讲王力已经离去了，好像是出了医院要重新结婚的那种高兴。她说：“他说的我们要合葬，你看，这是我的墓！”照片上一半碑上是红的，就是“生人碑”，那一半就是留给她的，“夏蔚霞女士之墓”。她很高兴地指给我看。我感觉到，这一对夫妻，这一个家庭，真是生死不能隔断的。王力夫人用他的稿费设立了王力奖学金，她告诉我，从这一次采访后，她就休息保养精力，等待参加年底的北大为王力办的学术纪念会。她是与王力神魂相依地结合了。
因为她对昆明吃食那种如数家珍的回忆，我们回去后便互相商量提醒，还列了一张单子：大头菜、干巴菌、火腿坨、皂角米、鸡纵、卤腐。采购了寄到，北京，专门给几位特别上岁数的老人。只是她最感亲切的圆通山的用废纸包着卖的花生米和焖鸡米线、麦面饼等，现在已经没有了。
王力教授对合葬，也是寄予一种寄托的。且不论死后灵魂会怎么样，合葬以后是否仍然是夫妻，我觉得这都是生前一种情感和灵性的延伸。夏蔚霞女士也为此非常欣慰。我拍了那首王力的诗。
王力先生诗作
甜甜苦苦两人尝，
四十五年情意长。
七省奔波逃狻猊，
一灯如豆伴凄凉。
红羊溅汝鲛绡泪，
白药医吾铁杖伤。
今日桑榆晚景好，
共祈百岁老鸳鸯。
过了两天，我又去了闻一多的孩子，就是第三子闻立鹏的家，在水厍边上，美院盖的美术家的住宅群，小别墅，里边都、是画家的陈设，很美，充满了艺术趣味，很生动。为什么选择在他家采访拍摄呢，就是因为闻立鹏家里，设立了一个闻一多的灵堂。这种灵堂不是那种一般的，不是非要白的素色的，是生气勃勃的，画室旁，红烛点燃了，中间就是闻一多的那一幅照片，就是抗战胜利把胡子刮光的那幅。闻立鹏说，他们就想要家祭告诉闻一多，澳门收回了。闻家全部三十多口人举行家祭，唱了《七子之歌》。
闻一多的孩子们和王力夫妇，一个是合葬，一个是家祭，他们把这种民族的古老习俗完全地融进了家庭生活中，而且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一种传承，二种寄托，不这么做就心不宁，应该这样做。对我们这些好风俗的不再延续，我是感到很有疑问的，我是感到很损失的。因为我们的很多气质，品质和情操的培养，我们漫延五千年的这条长河，和我们独特的追求，中国人东方人的，都含在这些做法里边了。中断它和抛弃它，就是抛弃了自己。有一句话，浅俗后面的厚重文化。我们再不能那样来破坏自己的这些蕴含着历史文化的习俗了。
也许我还不足以来谈论我所接触的名人和他们的后代，采访只是短短的几个小时，在这种时候人们总是沉浸在历史的一种光照之中，他们也更多地恢复了那种和历史相联系的那一部分，是一种净化。但是我想，一个人能在心灵上保持这种对过去的这么一种完整的印象，还不只是记忆，是一个烙印，这个人的厚度和他的整个分量肯定是不同于芸芸众生的。
闻一多的这些子女就给了我这种印象。闻立雕和闻立鹏传承了他们父亲的一种艺术气质，朗诵诗歌，画画。闻立雕在朗诵和唱歌的时候，令我联想到闻一多的那种魅力。杨振宁、陆迪利和许多人都说过闻一多唱歌那种声音给人一种震撼力。他的激情和他的嗓子的浓厚，这一点，闻立雕特别像，他为我们朗诵的《红烛颂》和与家人合唱的《七子之歌》，在“启示录”片子中都有。
他们是非常认真地对待的，我们用两辆车将他们从各处接到了门头沟。由次子闻立雕保存的遗物，放在一个当年昆明造的小羊皮箱里面，带了来。一一打开拍摄。
他们都非常记得往事。他们对父母的那种感情，不是一般子女可以比的，很亲切很真实的讲述。像闻铭，样子很文弱的，虽然已经苍老憔悴，但具一种很贤淑的很真诚的气质，也许她的母亲是这种气质，她可以说继承了闻一多细腻的那种感情。她叙述父亲怎么样带他们朗诵诗歌：海上生明月……闻一多说过：要诗化生活。
闻铭亲眼看见那一幕：当闻一多走到自己家门口，被枪击中，与长子倒在了血泊中，她与母亲跑出去，想救助，而路上却冷清无人，听到亲人的呼喊，闻一多的嘴角还动了一动，她看着父亲的嘴唇由红变紫而黑，而母亲则把父亲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一直这样，等到车子来送医院。
当她与母亲最后离开昆明西仓坡的时候，她们到闻一多倒下的地方，那里的土壤因为吸收了鲜血而变黑，非常明显。她们就在这曾经为“家”的门口，将蘸着亲人的血土装了一小布袋。这血土那天也带来了，现在是一片黑色。
闻立雕对于曾经拍过的一个写闻一多的片子很不满意，在那个片子里面，他的大哥立鹤被处理为：听见枪声后，抱头鼠窜。事实是当枪声一响，闻立鹤立刻扑到了父亲的身上，直到特务向他连射五枪，将他打得从父亲的身上翻滚下来，闻一多才被射击而死。他的中弹，在父亲之先，是为父亲抵挡。闻一多有这样的儿子，亦不愧为父。
那些日子闻一多每天出去都面对死亡，正是为了这个，长子立鹤日夜陪伴父亲，早已经作好了舍身救父的心理准备。后来他奔赴了解放区，再后来，他被打为“右派”。可见风骨亦类其父。
闻铭说，当时跑出去，大哥躺在血泊中，那样的眼神，她一辈子都忘不了。
闻立雕还说，那部片子对他们的母亲也作了捏造。写他们的母亲将闻一多锁在房内，不许他出去参加民主运动，完全违背了他们母亲的性格，也不是事实。
一多夫妇感情至深，妻子对丈夫敬仰体贴，为今人所不能想象。当闻一多为民主运动发起签名时，其妻看丈夫担心人太少，就说，把我的名字也签上吧。是这样的一种“嫁一多，随一多”的心情。当然她担心丈夫遭毒手，但她从来不会来硬性的阻挠。
据闻铭回忆，潘光旦夫人曾出面劝过闻一多：“你看你的太太都吓成什么样了，简直都面无人色。你不要再出去了。你喜欢吃的江南菜，我给你做，你就在家里吧。”作为闻一多的妻子尽管有时都会害怕得浑身发抖，但她仍然尊重着闻一多的意愿和行为。而闻一多于此时已经不能止步。他依然每天出去，只是在回来的时候，每当他将他的帽子和手杖挂到家里的挂勾上时，他都会抚慰妻子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而每天中，闻夫人也只是在这一刻感受到了安宁。
为什么亲眼目睹的家人还在，创作者就可以肆意地作这种歪曲呢？这实在是对不住闻家与历史的。
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包括母亲向爸爸要钱，闻一多很生气，说怎么才给了几天就没有了。省着点花嘛！他也不知道东西有多贵，母亲这时候很委屈，这些都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艰难中，一个不愿意诉苦的妻子，和这种过于专注于学问的丈夫经常发生的冲突。听起来让人历历在目。
他们家的采访的整个氛围是非常成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怀念和凭吊。也是一种心理享受。我们剧组那天都觉得过得特别有意义。为了那一天，摄像和司机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因为他们这些老人都住得分散，在北京城的各一头，一大早派车去接，一路上不断地联络，大家才走到了一起来。
看得出来，他们在今天来说是属于生活得比较俭朴和简单的，不是那种宝马香车的生活，应该说他们是生活得比较本分的那种人，也是比较执著的自尊的人，没有任何张牙舞爪，喝斥什么的派头。
那天他们带来了家庭留下的宝贵遗物，一个个深情地讲解，令我感受到，父亲如果在的时候，这个家庭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氛，闻一多是怎么样养育了这么一些孩子的。
闻一多曾经不愿意将长子交给一位想帮助他的商人去抚养。可能这里存在一种“家教”的问题。他说：“我的孩子，为什么要别人来抚养？”他应该传承我的骨气，我的志向，我的情操，应该和我共同担起生活的重压，应该烙上我们家的烙印，应该在我们这个层次上生活，应该承受命中注定的这种贫寒，跟着我。闻一多在这种问题上，他是非常清楚的。当你推掉了你的责任，孩子也就在精神上与你分开了。他是一个父亲，要把孩子的精神，孩子的灵魂，塑造成跟他一样的人。我觉得他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是这样的。
闻家三十多口人聚集于此，设了祭台，向闻一多的在天之灵报告，澳门回归。这非常符合闻一多的那种心性和性格的，也是闻一多的家人孩子对父亲的一种完成。这种事情特别对我的心思。我在那个祭台面前，不愿意离开。红烛祭祀，年年应该有，香烟不能断绝。
没有祭祀，就没有家族，也没有民族。
听着宗璞先生娓娓动听的讲述，我才知道，眼前这位才女风姿犹存，却已经年迈难行，眼力严重受损的女作家，就是闻一多在石林的那张著名照片中，烟斗上的那个小人？
这就是她，那个四五岁就在昆明住过，躲过警报的小女孩，这就是闻一多先生拉着她手在昆明街头逛来逛去的小女孩，也是那个替妈妈挑掉做饭时红米中的石子的小女孩。那时冯友兰先生每天晚上在小油灯下面写东西，就是写《贞元六书》吧。到睡觉的时候，满脸都是黑糊糊的灯油，油烟熏的。当年她不到十岁。
这是那个红豆才女。当我上中学时，常上邻居家里借读《人民文学》和《收获》，我就第一次读到了《红豆》这篇小说。当时我十二岁，初一年级，印象特别清新。女主人公用头发卡子把墙壁的糊纸挑开，放进颗红豆。后来过了很多年，她已经和自己当年的男友走上不同的道路，那已经成为诀别了。以另外一种身份回到大学，又走进这间房子，发现那颗红豆还在。
燕园和燕园的人们，对于我是一个永远的梦境。我不会打破它的。这世上珍贵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
直到这一次采访西南联大的机会，我才找了宗璞先生。见她是在医院。她的眼睛做了手术，因为视网膜脱落，在协和医院里。她皮肤很白，清秀，讲话的神情也很宁静。
后来，我又和她接触了多次。走迸燕园那个屋里，还保持着冯友兰先生在时的那种氛围，那个屋子里有一种内韵，那些旧家具、书房和那些书，在幽暗的气氛里有一种不能改变的东西在里边。我内心说，你千万别改变，宗璞先生。我们这种东西就已经很少了，就是所谓书香门第那个感觉。
她说话依然很慢，眼睛很吃力，但她不远万里地，不顾她的视网膜的危险来到云南。那又是一次见面。她到昆明，去了她原来所住过的故居，随后又去丽江、大理，为了完成她的后一部《西行记》。
我感到宗璞先生对现在的这些什么格局啊，依然是格格不入的。她可能后来封闭了，保持了她的内心的那一种青春纯美的气质。比较固执，封闭着她的那一个世界，就是她在《南渡记》、《东藏记》里的那一个世界吧。虽然她的身体受了摧残，已经也到了美人迟暮之日，但是红豆才女没有消失。她保存的不仅是一颗红豆。她还在尽力地用她的病弱的手，想保存一个巨大的辉煌。
在一次采访中，宗璞女士将她的作品赠送给我。冯友兰家，有浓郁的书卷味，几个大书柜和一摞几上的《贞元六书》各式版本，然后，又是宗璞女士的《野葫芦引》两集。
那旧的大宅气息，给人澄静清凉。读她的作品，就有这燕园深院的气息。书的封面有“道情”，似仿《红楼梦》，令我很喜欢。她整合出了“南渡”、“东藏”、“西征”、“北回”这样一些概念，来作小说名字，具有均衡之美，又符合历史方向之实，内含起承转合之意，实在是有大家风范的构思。
我以为《南渡记》为四集之核心，“南渡”不止是指战争逼使清华北大等校，从北方来到南方的历史。南渡，是一个中国历史情结。历史上有晋人南渡，宋入南渡，明人南渡，凡失去了北方疆土和都城的时代，都灭亡了。
“南渡”这个词，用来比喻这批师生的命运，最早可能是出自陈寅恪先生的蒙自南湖诗中“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可待来生”诗中，是悲观的，觉得将会亡国了。到胜利北回时，在冯友兰先生所撰联大碑文中，就变成了自豪与胜利的衬托。这一次是恢复中原了。终于没有亡国。
在关于西南联大的文字上，第三次正式地使用“南渡”这个典故，当属宗璞吧。她抓到了当时大学离开都城时，知识分子的深层感情与内心文化活动。
比起当年的《红豆》，我以为她更深地向着中国传统古典的美迈进了，也是对这个现实世界的某种退避吧。也许是那一粒红豆，后来被无情地抛洒践踏之故，也许是宗璞自己内涵气质的使然。
在我所看到的这两集书里，融进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美学意象，譬如梅园的描写，与住在梅园的教授一家人。再如有的入名，好像是用了楚辞中的香草异卉之名。这都是当代小说中罕见的。当代的小说家好像忘了中国的小说怎么写了。很多以“语言捣乱”为能事，写出来的东西好像是那种不地道的西餐——中国人不爱吃，西方人也看不上。
中国文化史上，文与史的分家，似在《史记》之后。我以为《史记》就起一部伟大的小说。取之于史家和民间之说，而润泽以作者个人的濡沫。这种优秀的传统，现在也不被人看重了。宗璞现在完成的《南渡记》、《东藏记》，就继承了《史记》的优秀传统。
宗璞书里面的许多人物，在我这个寻觅过西南联大的入的眼中，几乎都能看出他们的真身。那个家住在猪厩上的教授，正是费孝通对我讲过的一段经历；那个仰望着日本飞机，不愿意躲警报，却站着直立地大喊“我们中国的飞机呢？”的男孩，令我想起当年在北平城里不愿对日本守军鞠躬，将日本旗扯碎的中学生邓稼先。
而那位“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的文化汉奸，他对自己的自解与不能自解，他的女儿对汉奸恨对亲者痛的感情，则令我想到周作人，周作人的那一套文过饰非之辞，和鲁迅听说其弟为奸后的感触。汉奸的性格亦没有脸谱化。
最令我感到珍贵的慨叹的是，在宗璞的这套小说中，表现了中国文化人、文化界那种儒雅之风，那种对人的淳厚之情、善良之心和尊敬。她所描写的那些人的交往言谈举止中，有一种中国式的人文尊严感。这才是文化人，他们无论到了乡野边地，无论遭遇什么不测之灾，其家庭，其夫妇，其子女，其同僚，其亲友，其师生之间，无不保持着那一种人与人的真挚关心和彬彬尊礼，不见油滑，更不会彼此提防或诬害。那个年头小人好像不太多，在那种人文环境里也不太得势。
那样一些人们，他们不仅可以同其国难家仇，并且可以同其美丑善恶。
我遥慕那种人文的家园。我以为这也是为什么宗璞这些年来不写当代小说，而沉醉于这部《野葫芦引》的内心原因吧。深谷幽兰，这是她的世界。在写作上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红豆坐南国，春来发几枝？”宗璞的创作始于那北国的红豆，而今却倾笔来写发生在我家乡云南的种种壮举。自从她五岁来滇，十二岁北回，度过的这七车，也是云南历史上最光辉的七年。我从少年时期所寻觅的那颗红豆，最终子落南国。
合墓、家祭、《南渡记》，提笔之际，我为何总把这些人家的事搀和、贯通于一气呢？
作为二个与西南联大有着某种渊缘的后人，经历了时代的断裂，有一个总结，令我感受到一种深入的遥慕和痛苦的失落。
我认为，西南联大成功的原因，还在于它植根于一块丰厚而开放的人文伦理的土壤。入文的家园，这一条从前的总结还没有明确提出。
有很多的父慈子孝，许多妻子如何地贤淑，如何地忍饥挨饿持家，协助丈夫，忠贞不贰，这种东方家庭。有许多师徒如父子。弹雨中舍己救父，闻一多的长子是做到这一点的，就是那个闻一多不愿意送给商人去抚养的长子立鹤。这些故事很多，人们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很好的故事来读。我认为，这些故事就像是那种生态山上的大片蘑菇。这是一片土壤，对他们来说是别无选择的，就是那样的人文。他们的交往关系，即使是非常激烈，非常大的分歧，也不会背离那种彼此之间，惬意而又尊严，自尊而又尊重别人，而且含有中国的儒雅和西方的人权观念，绅士的风度，融合成的这么一个礼仪之邦的礼仪家园。西南联大是这么一回事。
在这里，故事与故事相通，人的品行与品行相通，标准与标准相通，价值观与价值观相通。多元的西南联大，实际上皆可以根源于一个共同的精神传统和规范于一个大的信念中。
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共性的精神，所以，梅校长的忍让坚韧，顾全大局，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说是一盘散沙，各各自顾，那种道德沦丧的地方，我看再坚韧再自我牺牲的人，也对付不了这个局面。这种家园，它是无数个家庭和校园内的教室里的
那种种关系，还有学生到老师家里去建立的更密切的关系，这种相濡以沫，这种在人格人情，在生活上一种真诚的沟通，不同意见也是有一种隔离地段，是一种文明的隔离段。基本上我们没有看到多少阴谋啊，小人啊，是非啊，什么翻弄陷害，这些东西好像没有什么得逞的。在这下面，就建立了西南联大的人文家园。
在这样的情况下，师徒之间的传承，才会成为一种真正的传承。它不是说“你给我钱我给你知识”，我把这些讲完，我把这些讲义念完给你算了。现在有些老师是一口气上几节课，也不管学生是否消化，根本不是“育人”。你看这些人，他们可以每夫走多少公里的路，乘船骑马坐马车什么的去上一节课，跑回来，过了一天，又去上一节课。他是在“育人”。他是在浇水，在灌溉，就像树苗成长。他不是说，我今天来了，我把几桶水给你全部浇完算了，省得我来回跑。这才是“为人师表”。他不是念讲义的那种教书匠。
这种深厚情义，这种对待自己所育的苗的这种感情，令夫人和孩子们也非常尊重他们的事业。那些夫人，有的是小脚的，有的是新潮的。像闻一多先生，他是家庭包办的，是表妹，，在生活中产生炽烈的爱。他教夫人识字，教夫人念诗，夫人织毛衣，他在那儿看报，他带着孩子们领略他的诗意。他这种人格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家园。所有这一切，都是西南联大入，这些名入楷模们人格的组成部分之一。
由于战事和流离，联大显然产生了一种令人亲近的人文氛围，使入与入之间的距离陡然缩短、接近，从而也就使学者与学生们的生活有一种净化与节能之功。例如，步行团，边走边说，一路吃一路睡。理科学生对闻一多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能回忆起闻一多如何在山谷中唱歌，那浓厚优美的歌声回荡在空中。而陈省身与吴宓同居一室，参与其恋爱的密谈出主意。任继愈一对夫妻是由导师介绍成功的。而吴宓也总是当学生的证婚人。梅贻琦更责无旁贷地是一“战时家长”。陈寅恪在楼上用手杖击地板，而楼下的青年讲师们肃然，是一种对前辈的敬仰与体贴。大家的毛病脾气都互知互谅了。一个教授爱关在屋里数钱。而金岳霖喜找孩子们比水果大，大吃小。吴宓还给八岁的孩子江秉权题词，可谓君子风度。夫人们一同做糕做小吃卖出，领活来打毛衣和刺绣。“隔簾分读”令闻一多与华罗庚两家的孩子们至今为友。当地的房东与教授们亦安然共处并无“谁要强行改造谁”一说。
西南联大传承既有东方的儒雅，又有西来的，像吴宓对女性尊重优待，据说会场上每当一位女性进入，他就要自己站起来，然后又坐下，人家也没有觉察。他君子风度，自己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这种东西，不言而喻。你非常小心地数你的钱，算你的账，借钱要还，．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是不可取不义之财，而且恪守自己的职责。吴宓教授，当轰炸完了后，教室都毁了，他照样在月光下讲他的西方哲学与东方佛教之人生理想。就这样做人，这样做学问，这样走下去，承受了一切，就能够对得起一切，同时就构成了他的人文的结构。
邓稼先父子，也是同样。邓以哲一句话“儿啊，你要学科学，不要像我，不要学文，学文对国家没用，学科学对国家有用”决定了邓稼先的一生。这是邓以哲教授在日寇蹂躏神京，愤怒的感悟之言。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么一个一辈子研究哲学的北大哲学系主任，一个教授，在看见敌人铁蹄踏到家门前时，对自己的谴责。
本来这种谴责不是属于他的。将士都有不抵抗的。蒋介石叫张学良不要抵抗。他自责，他痛苦。就像吴宓说的，何以为人哪？就说我应该去做和尚，我应该死掉，我不应该这样忍辱偷生。这种东西，包括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老人的绝食而亡。他存在一种自咎感，我不能救这个国家，我就不要活在这个世上。也就是蒋梦麟先生说过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不一样，在事关“国格”和正义的战争中他“以卵击石”他都要干。他就是这种信念。在战胜不了强敌的时候，我牺牲我的生命来报答国家。西方不一样，西方主张量力而行。
这是气节，这种对自己的责任和要求，也许超出一个文化入的职责。就像现代人说的，不是我的事，是部队的事。但是它正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么一种神圣的中国文化人的一个热血的体现。
邓稼先父亲的这席话，京城里看到的日本人的淫威，在昆明躲轰炸时看到日机的那种嚣张，这一切，奠基了邓稼先，成为中国的“两弹之父”，成为民族英雄。这是从那一片人文的土壤里边生长出来的一棵擎天大树。
无数个高尚的家庭，是人文家园中骄傲矗立的大树。这是中华民族的特征，也是立国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