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女士，是“五四”前驱许德珩的女儿。．
许德珩是北大人所熟悉的。每年“五四”都请他到学校来。我们捐资铸蔡元培铜像时，曾请他来校园剪彩。有这北大的背景，我以为许女士答应我采访，是理所当然的事。
不料，电话打过去，许鹿希一口拒绝了。她说：“我又没造原子弹。”
但从这一句话里，我又听出了，她不愿“出镜”的理由。
这是出自知识名门和烈士遗孀的一种自尊与尊严。她不是真的不想谈，她是太珍视了。她会有许多“层次”上的要求，所以不愿意让不懂事的人随意踏入这块圣地。
我必须抓住这一线希望，幸好，许女士没有放电话。我就讲了一大堆。我理解这种尊严，我是一个作家，一个北大的学生，不会做那种令她生畏的“炒作”之事。我还告诉她，她所熟悉的某些人们都曾与我合作和信任我。总之，拍摄西南联大这一部片子中，不能够没有邓稼先事迹。
最后我讲了一串话，有些咄咄逼人。我说：“如果您不讲，就没有人知道，邓稼先的那些鲜为人知的事迹，他的内在精神与思想，他究竟为什么奉献自己？我们这个民族需要的，还不只是在空中爆炸的原子弹，我们更需要邓稼先身上这种精神上的原子弹。您说，现在的人们和下一代，是不是太需要知道这些了？”
她仍然固执着，说：“有书，我们已经写了一本书了，都在里头呢！”
这时她已经与我认同了。我说：“可是许女士，当今社会，有多少人有时间去看那些书呢？就连我这个搞文学的人，我告诉您吧，你们写的那本书我也没见着。我们不能放弃媒体，放弃大多数人看的这种影视手段。否则为什么要来拍西南联大？已经那么多的资料，校史专家会搞掂。就是为了让更广泛的社会各层都来了解，邓稼先是属于中国的，人们应该了解他更多的事。"
于是她说：“让我考虑考虑吧。”
过一天，电话打过去，她说：“那你们来吧。”
她的个性既固执又通情理，名门之秀。但只要她一答应，那种态度之认真，准备之周全，真乃落落大方，令人钦敬。
那天我们敲开了门，她和整个小屋都在等待着。她为我们准备了照片、杂志、文章。她说：“你们拍吧，这个屋子的东西都没有动，还和邓稼先生前的时候一样。”
许鹿希女士是高个子，短发，戴眼镜，从事医学研究，像老北京人一样，穿着朴素的夏装。她令我想起“荆钗布裙”这样的传统。
北京现在的房子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不事装修的了，但他们的家里依然毫无装修，平民式的，只是贴上一些朴素的壁纸。许鹿希告诉我，她就是要保持邓稼先当年的样子。有一个什么导演，要拍邓稼先，住在一个小别墅里，有一排警卫什么的，她很生气。
我想，这也是她拒绝媒体的原因之一。
为了怀念邓稼先的清白人品和他们共度的那纯洁无私的岁月，这套小单元是她刻意保持原样的。她是在用自己的余生来守候着，保存着邓稼先生活过的小屋。那天，她特意为我们在那张双人床上铺上了邓稼先亲自挑选的床单，一幅白底蓝花的“首都十大建筑”图。
这是邓稼先当年为了欢迎杨振宁到家里来，专程与妻子到百货大楼买的。当时首都十大建筑，曾经是了不起的令中国人民自豪的成就。
可以想见，即使是在自己简单的寒舍里，接待国外老友，邓稼先也在为祖国的建设面貌而骄傲着。家贫有什么，国家富强足可慰。
我想，这就是当年邓稼先要回来的原因，是无数人要回到祖国的原因。我到过国外，也被人挽留过，可以住上干净得多舒适得多的房子。可是如果走出了自己住的地方，门外的一切都不是我的，与我无关。就这一点，在国外就永远是穷人。
这一张床单，包含着邓稼先的生活理想，也许还有要对老友说的话，尽在其中。他躺在这样的床单上，能睡得香，睡得踏实安然。
在床的旁边，一张圆桌上，有一部老式电话。许女士说，安这部电话，当年就是为了邓稼先有时回到家里，指挥罗布泊那边的事情。有一次他刚回家，那边就出了事情。邓稼先就用这部电话镇定地告诉人们，关那里，开那里，读什么数据，控制了一次事故。
邓稼先的眼镜、笔筒、茶杯，一一地摆在了我们面前。都是有些破损的，像某个中学教师案上常常见到的，大众化的东西。笔筒是竹节的，茶杯用塑料线编的半截套套着。许鹿希说，邓稼先带着这个杯子从基地到家，去开会，来来回回。
在小客厅里摆着两只单人沙发，也只能够摆两只。那就是杨振宁来时，与邓稼先坐着侃侃而谈的位子。几十年阔别，跨洋而来，老友重逢就在这里。
我想，当年最为激动的应是杨振宁。因为他在国外时，发现邓稼先从科学界消失已久。忽然有一天，他看到，美国人列出的中国核武器专家中，有邓稼先的名字。他终于知道老同学在做什么了。他知道这位从中学就相熟的友人，已经成为祖国复兴的国防栋梁之才。于是，他在首次归国中，就在“希望会见的人名”里，第一个写上了邓稼先的名字。这是采访杨振宁时，他亲口对我们讲的。
终于见面了，老朋友住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简单的地方，只比上海的亭子间略大一些，和很多普通的人们住在一栋楼，一个院里。杨振宁对他的老友是如何为国奉献并泰然自若的，能不心领神会？
钦佩之情令昔年的友谊升华。当杨振宁坐在这沙发上，他知道这简洁生活的分量。为了这么一个从贫穷挨打中走出的民族，邓稼先什么都愿意干。
我们拥有一些照片。从年轻时候的合影看，邓稼先一直比杨振宁显小，实际年龄也如此。邓稼先曾是一个高大挺拔、英气无比的青年人。而重逢后，杨振宁看到的邓稼先，却是一个明显比自己衰老的、谦和朴素的人。他们又有了另一些合影。这时候邓稼先看起来已经是一位老者，白发苍苍，面容病态，高大的个子有些吃力。这都是为了什么？杨振宁能不明白，不理解吗？
杨振宁对我们说过，他每次回国，都要见邓稼先。他是否已经预知到，邓稼先超强透支的身体与生命，正在迅速地滑向黑暗的那一边？当祖国的强大，正在如日东升地放射光芒。这就是邓稼先要的结果。面对这个伟大的补偿是：一个民族站起来了。对于他们那一代人，什么都值了。
在客厅的另一面还放了几把镀镍的折叠椅，与沙发相对，围成一圈。许女士说，这就是邓稼先的同事们来了，在这里开个小会，研究工作时的情景。那时门是关着的，家里的人都不进来，其实整个家里也都无人了。邓稼先从来不把工作的文件材料带回家来。只带一个笔记本。而时至今天，许鹿希向我们讲述时，郑重声明，她所说的内容，是国家已经宣布了“解秘”的。
刚进屋的时候，我对邓稼先夫人说：“能不能看一下他的奖杯、奖状什么的？”
我看见许鹿希的嘴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表情吧。她没有言语，然后她说：“那有什么意思？”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她的感受。我们不应该是冲着那金光灿烂的耀眼的光环而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无数人在中国西北部罗布泊默默献身的无名故事。在他们中，有上万的人至今仍在为辐射造成的种种不治之症所折磨。更有多少个这样朴实无华的家庭在承担着，中华民族在追赶历史进程中的所付出的代价。
她说，我准备给你们讲几个小故事。她的讲述正是她回忆中最难以让时光洗涮的故事。作为邓稼先最贴近的人，她告诉我们，邓稼先每一步所承负的分量与苦心。
那些故事，发生在我们这些人以及大多数中国人都还懵懵懂懂的年月里。我们那时是只知道欢庆啊，高兴啊，却从来不知道，原来造原子弹的人们，也和整个社会的人们一样，是一面承受着那个时代的危机冲击与压迫，“批斗”与刁难，一面造出来的。一位弹药专家就这样在基地的“批斗”中被打死了。
那些人，都是一个人代表着科学进程中“一个台阶”的宝贵人才，有时候失去他们中的一位，中国的原子弹就会迟缓很多日子。当郭永怀在空中遇难时，邓稼先就这样沉痛地说过。
我们一直认为：他们应该是一些与动乱的社会相隔绝的特殊人群，在另一个有安全有保险和特殊待遇的环境中，来精密地制造原子弹的。因为他们是为国家所选中的，还有谁敢来为难他们呢？
谁料想，他们与当年知青的我们，与在“牛棚”的广大知识分子，却是同处于一个水深火热中。只是，我们已经不必要承担什么了，而他们却仍然在承担着。
许鹿希的故事，打破了这些幼稚的谜团。这是一些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段子”，当另文叙述。
采访结束时，许鹿希非常激动地说：“我们中国人民再也不用害怕生活在敌国的弹雨下了。我们人民安全了。”她很激动。我想，对于付出了亲人与一生幸福的人们，这就是真正的奖杯，所谓“心甘”。除此，谁能填补她们痛失亲人的一世悲伤？
淡泊名利，跟许德珩这个家庭的文化底蕴，和邓稼先这种气派是一致的。
许家与邓家原来是世交。许鹿希回忆说，她小的时候随父亲看望邓以蜇教授，曾遇邓稼先爬到院子的门头上，站在那高处迎客，可谓顽皮。后来邓稼先学成回国，在北大医学院任教，她就在那个班读书。那时每逢黄昏，二人方开始散步。邓稼先给她讲了许多自己的抱负，包括当年在联大时，以及昆明如何古朴等等。
就在两个高知识分子家庭之间，诞生了一个轻松富裕的小家庭，那是他们一生最幸福的日子。老人也还健在，得享含饴弄孙之福。有张照片上面，就是那段顺利单纯安谧的时光留影。
我找到了表现邓稼先时的定位，不是灿烂的发光的那种东西。在一个家庭和无数家庭的悲剧中，中华民族站起来了，民族的喜剧上演在世界舞台上了
这种付出，这种对换，这种和平与平等的到来，以自己的血止住了民族的血，以自己的不幸，结束了民族的不幸。这就是伟人的命运啊！能够站在这种对换的天秤上，能够量出自己血肉之躯的分量的人，是历史所选择的人，是民族所指靠的人。
在西方，有基督走上十字架的悲悯之心，被视为神明。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了神，有的是以苦难励志的仁人义士、爱国英雄。邓稼先就是这样的中国英雄。
一路寻访，我也曾经想过，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接近西南联大，去面对它，才是一种真正的继承和认知呢？
有种态度，我以为是不行的，比如说我们要香汤沐浴，礼拜，如走进肃穆圣殿，面对什么“精神雕像”之类的话。那是陈旧的文化观，带着还是“入神之别”的隔离。
我终于确认，像我这样的状况，风尘仆仆，来往奔波，心里有创伤，带着自己家庭的历史，同时也承负着社会上某些矛盾，包括什么“资金断绝”，什么盛气凌人，无理阻挠之类的，在这种姿态下，闯进，接触，触摸西南联大，这种道程就是最真实的。只有真诚才不会玷污西南联大。
不是在一个寺庙里，闭门读经，听暮鼓晨钟来忆想它。
因为西南联大本身就是入世的，它对我的感悟，也不是我蓄意去谋求的，或者是去把它抬高雅颂的，而是在人生行路的点滴之间。
我们第二次去邓稼先家的时候，有一个“倒爷”跟我们一块去了。以他那种姿态，猝不及防地接触西南联大，倒是一种很正常的接近，他没有什么文化准备，没有做任何准备。
我们在北大的勺园住，每天租一部车子出去采访。因为要拉一些器材，我在楼下找了一辆比较高档的大轿车，一部名牌车。它的司机挺“油”的。他拉了我们两天，跟我们聊天，他原来做生意，现在有一个养狗场，养了豪华名犬，可见他的家当不小。我们这摄制组在他面前都是穷光蛋了。他还去过俄罗斯倒卖服装。
他是那种比我们小一辈的，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院校家属，文化也不是很高，直言不讳，很爱喝酒。
我告诉他，我们要去邓稼先家。邓稼先他当然知道了。就开到那个楼。他到了楼下，一看，哎呀好普通！就是一个医院的宿舍，楼下小孩在那儿玩石块，老太太买菜回来，非常普通。
我们上楼，一看那个老单元房子，那么朴素。他一进去都不敢讲话了。他也不敢屁股随便往那儿坐。他刚坐下那个沙发，我就告诉他，这沙发是杨振宁和邓稼先坐过的，他赶快就站起来了。后来，邓稼先夫人铺了一块毛巾，说可以坐，他说：“我不坐。”
我们那天去，补拍邓稼先一张中学时代的照片，我给许鹿希女士送上一本相册。因为上次拍摄时，我看见邓稼先的照片，都是用一些白纸做了一个专门的纸夹吧，装起来了，印象很深。不是说许鹿希女士不重视，而是说他们俭朴惯了，不注意这种外在包装。也许是许鹿希女士认为这洁白的素纸，最能代表她与邓稼先当年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吧。
我特意买了一本北大的相册和一对有“北大”字样的茶杯，送给这一对生死夫妻。房子还在，许鹿希仍然是和邓稼先还在这个家里，就送了一对杯子。
后来我看见央视请了许鹿希访谈，她仍是拿着那些白纸装成的照片，翻起来发出纸声，没有用我们送的相册。她是一个很执著的人，她知道如何处理邓稼先的这些事。
一天忙下来，晚上吃饭时跟这个司机算账，他忽然一下子不自然起来，说：“我、我、我不要钱，我不要钱。”他惑然不知所措了。其实这个家伙每天拉人，每天都要付他钱的。
那一下子，谁也没有说什么话，也不知道他突然间就产生了这种感觉。他就觉得，说不清了。有人为国家民族付出这么多，看见这样伟大的人住在这样地方，他的发财已经不是什么了。
我还是将车钱付给他。
第二天早上，没有拍摄的事。我走下楼去的时候，好多车还在那儿停着，挺显，眼的，就看见我们这位司机在那儿站着，个头比较高大，挺着个肚子，他说：“嘿！邓稼先就去把那个核弹头去捡起来了，就得了辐射。邓稼先，干吗让邓稼先去捡呢？让我去呀！我算什么呀？应该我去死。”
有好多司机都站在那儿听他讲，他很激动，我不打扰他，远远地过去了。
昨天晚上的采访，整夜地打动了他。今天早上他站在这些司机丛中，是从内心里叫出来的。他在想，他这么好吃好喝的，为什么让邓稼先去死，应该我去死，应该我去捡那个核弹头。
我觉得他仍然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中国人。如果说在若干年前，中华民族发出最后的吼声时，他也一定会去，为民族而死。
他这种走近和他这种反应感受，代表一个普通的人，他的良知、他的责任还是没有失去。在那种金钱的潮流中，他可能做了些事，也跟周围的那些环境相适应。但是他忽然地撞见了邓稼先这样的人物，这样的纯净，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价值观，那么他的潜层里也有这个，他发现了，所以他站在北大校园里大叫。这是从心里发出的：“为什么是他去死，应该是我呀！”许多司机在那儿围着听着，显然，也对他肃然起敬了。
他是非常自然地走近了西南联大。这是一瞬间，这个早晨，也就够了，证明了很多东西了，证明了西南联大确实是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拥有它，是相连的。
想当年，当步行团的学生在步行的路上看见那些贫苦的老乡，穷到种鸦片，但是不当亡国奴。师生们发现我们这个民族这股“民气”，还在藏着，还在。
像这样的遭遇和发现，它带给我的是那种毫没有戏剧性的东西。我又匆匆忙忙地去找车啊，去谈钱啊，但是它是那么真实。
我不必再计较，计较我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做西南联大的事情，比如挺好的条件、受到很尊重的工作待遇啊。我面临好多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使我感觉到，我接近了邓稼先，接近了梅贻琦，接近了“厚德以载物”的这些前贤。他们是在前面走着的人，用这样的匆匆的世俗之行，这种人生脚步，和这种失落与劳苦。我渐渐地觉得，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中心，永远不会走的。
我至今想不到亦想不通：为何要派这些重如泰山的人们去戈壁上垒土盖房？又为何必要让邓稼先这样一个身系全局成败的统帅人物，到荒原上用双手捡回核弹头？
邓稼先英年早逝谁之罪？难道也是必然？为什么同样是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就不是如此命运？中国社会实在愧疚于他的功臣。
可是这是属于民族千秋的事业，并非一朝一代可以完成。每改朝换代，都要动摇科学与文化，那么让这些从事千秋大业的人们如何为之？
当邓稼先们在聂荣臻、张爱萍等国防干臣的领导下，就会享受到专程坐飞机的礼遇；而一旦领导们被怀疑，邓稼先们也要被“批斗”。
邓稼先在一次核试验失败后，为了查找原因，让别人留在场外，自己一个人走进污染区。这个细节，在那间小屋里采访时，引起了摄制组强烈的震动。
一面拍摄，我们又悲愤又痛心。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为什么非得是他？为什么一个核武器研究的总负责人，要亲临现场和自己接受致命的核污染？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吗？
邓稼先这样做，这个似乎偶然的疏忽，其实在那个时代里是一种命定的抉择。他必须这样做。他的一贯行为作风导致了他必须这样做。他的为人性格在那种试验失败、情况不明的时候，必须那样做。他的信念，献出自己，“交出生命也要把这个事业做成功”的初衷，决定了他这样做。
杨振宁有一篇纪念邓稼先的文章，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初中二年级语文课文。
我在编纂那一集的时候，就从孩子们念课文开始的。阳光灿烂，五星红旗，以及杨振宁对挚友献身事业的最深刻的理解与赞美，使牺牲变得令人能够接受。否则，感觉到这一集太沉重了，连编者尚且难以支撑。
杨的文章，一开头的标题是——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了”，结束语是“对这巨大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
杨在这里对100年来的中国历史进行简略回顾，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埋藏着更生动切肤的回忆，这就是8年的抗日战争。他和邓稼先都在昆明跑过警报。由于当时战争的影响，联大的研究，其实所得成效甚微。
任之恭教授曾说过：“我常常为没有获得直接的成功而沮丧，然而，由于看到昆明经历了战争的青年科学家的力量和潜能，我觉得有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丰富经验和深深的极大满足。”
正是这些“青年科学家”，后来成了侵略者的天敌。“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在日本人狂轰滥炸昆明的20年后，新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在爆炸原子弹的命令书上签字的，就是当时在昆明躲警报的邓稼先。
杨振宁在文章中将邓稼先与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进行了一番比较，同是中国与美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杨说，要在当时的中国造原子弹是太难了，倘若是美国的这位奥本海默来，也造不出来。因为中国的国情，必须是邓稼先这样朴实得让工农认同的人，赤诚到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大派”都相信他，从而才会在他的领导下团结起来造原子弹。
杨振宁还说，如果是他自己和科学家圈内的任何一个人去，都不行。在那些“工宣队”的包围下，恐怕要发生惨案。但是邓稼先行，他能说服那些头脑简单朴实的人们，而当时正是这样一些人，被利用来操纵局面的。邓稼先知道，也绕不开他们，但他们也要中国强大。
杨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崇高奉献精神的儿子。”他能够得到工人和农民的信任。在工农的眼中，他就是他们一样的人。邓稼先有一种纯的品格。他忠厚平实，从不骄人。
在那种时候，“学习班”办到了原子弹基地，国宝级的专家被批斗。邓稼先意识到，只有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付出、自己的精神感召，才能把混乱的人们团结在一起，才能将这项事业进行下去。他那默默的乐观的人格力量，他那种“我不去谁去”的行为准则，早已经在这一次试验失败之前的无数工作中就已经形成了
如果试验失败的原因查不到，将会导致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这也是邓稼先亲临现场的一个原因。那时动辄说你搞“破坏”，不知又要伤及多少无辜者，又要损失几员大将。另外，留下没有起爆的核弹头，就留下了危险，在我们的土地上。而这颗核弹头价值人民币又是多少，拿了回来，还可以再做一次试验。
我又想起了闻一多在“四烈士”罹难后说的：“我不能走。”同样的话，邓稼先在罗布泊就说过。
闻一多的死，乍看起来似乎也是可以避免的。有许多人早就叫他走，死亡的明示一直在他的门口，但是他在那一刻似乎极不开窍，当学校和熟人们已经撤离。为了什么？他心目中那重如泰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势不可屈。
历史就是这样，总是让他们的性格发挥到一个极致，在普通人以为是可以思难而退的地方，凸现出这些英杰。
杨振宁最后一次见到邓稼先，是在他逝世前一周，在医院的病房走廊上，他们合影了。那时邓已是全身大出血，不可遏止。高强射线导致的不治之症。许鹿希指给我们看，在照片上，邓的嘴角上还隐约有揩不尽的血痕，他已经全身大出血，但他仍然微笑着。我感到他是一种壮志已酬，得其所哉的欣慰。
他最后的留言是：“我死而无憾。”世上有几人可以如此而走？
那天，杨振宁送了一束鲜花到病房里。邓对妻子说，振宁知道我要走了，这是西方人的礼仪。他嘱咐妻子，在他辞世以后，将一方宝砚送给杨振宁夫妇，以志世纪之情。他还说，杨振宁一生中对他帮助甚多，难以报答。
在杨振宁给许鹿希的信上说：“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回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这是人类高尚心灵所追求与认可的价值观。
他对邓稼先的怀念将与生共存，在这篇名为《邓稼先》的文章中表达淋漓。
杨振宁写道：“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选择他已走过的道路。”这句话，可谓是天涯知己，肺腑之言。他后来只能到八宝山去看望挚友了。
再次登门，在杨振宁的心中克制着一个世纪的情感风暴。他又来到这间小屋里，友人走了，人去楼空。这位举世著名的物理学家手执张爱萍所书的“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白布，谦恭地站在小屋的中间，留下了一张照片。
这令我想起了另一张照片，那是邓稼先有一次出差杭州时，站在“精忠报国”的古墙前面拍的。许女士说，邓稼先一向是不喜欢拍照的，可这张照片却是他主动拉着同事去拍的。
站在这古意盎然的四个字面前，穿着棉袄的邓稼先，已经显得苍老甚至有些龙钟了。他的青春与智慧，生命与年华都融入了这四个字中——“精忠报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