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潘光旦先生的女儿潘乃穆处，我得到了费老的电话。费为潘的学生，潘的女儿后来又做了费的秘书。现在秘书已由费之女婿张先生担任。
按照张先生的安排，我们到了费孝通家。费老笑语朗朗，对我们这伙云南来客非常亲切。我们的到来，使他想起了在云南度过的年轻时光，现在云南是全世界的人类学者都蜂拥而至的地方。当年，在那里考察民俗民情和生产方式的学者，在丽江的有一位国外的洛克先生。抗战给云南送来了机会，使它展现在大批杰出的学者面前。闻一多考察过少数民族的“跳月”，为了和《九歌》中的祭祀比较；
罗常培研究过昆明黑龙潭；清华大学的文研所也调查了一些人口、语言的资料；
而走过马帮路，“用膝盖亲吻着云南土地”的，我以为就是费孝通了。
为此，为那些不可取代的骈足之行，也为他提出的在抗战时期更显其_魅力的永恒的命题——“乡土中国”，费孝通在我心中已确立不倒的形象。在我心中他是一个热爱祖国、付出牺牲的社会学先行者，足矣！
后来，云南省召开了一次民族文化研讨会，让我去邀请费老来云南。很顺利地，他和他的女儿、女婿到达昆明震庄宾馆。
在震庄我第二次采访他。以90高龄来到高原的老人，是冒着生命的风险的。采访中，费老曾两次进屋吸氧。
在燕子的呢喃声中，费孝通重返呈贡魁阁，那是他在昆明时期的旧居。他的女儿就在这儿出生，而他那时用稿费买来的奶粉全是变质的。住所的楼下还养着一窝猪。费老提起来没有嫌弃之情，反有亲切之意。他是一个达观而乐观的人。也许跟他的学科有关，可以比较客观地接受世界；也许跟他青年时代的磨难有关，没有过不去的坎，必须坚强生活下去，坚持到柳暗花明。
他是西南联大少数仅存的师辈一级的人文学者，他一生追求的艰辛，在学术上的拓荒气魄与不朽贡献，当年他以人生承载国家和时代的苦难的精神。这些足以代表西南联大的精神。
《红楼梦》上贾元春的曲子说“二十年来辨是非”。我以为作为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研究自然的学者，他的态度首先是要客观，要使自己处在一个“中区”的位置上，这种“出世”才能为这个世界尽力的立场，我以为只有陈寅恪先生最清楚地保持住。而众多可敬可爱的知识分子们都为自己的挚爱的祖国，作一种“全方位”的感情投入，投入到各种是是非非中去。作为我这样的后人，是踩在他们的肩膀上走路的。我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情去对创伤累累的前辈进行苛求挑剔。两者俱为我之师也！
在昆明佳华酒店召开的大会上，费孝通情绪十分激动，回忆起他被打成“右派”的经历，一连讲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停住话头。我想这段打击对他的精神创伤太重了，以致在此晚境，情绪失控。和我两次与之面对面谈话的那个乐呵呵的费老相比，仿佛换了一个人。他在申诉，在要求一种公正，他在对着普通的人们和上天，可下面坐的是来学术讨论的人们。费老的题外话终于被劝止了，但老人那悲愤的难懂的江苏口音，我是难以忘记的。
会后，依照费老的心愿安排他去了大理、丽江。我委托人摄下了他的这些镜头。在崇山峻岭中费孝通笑得那么开心，他坐着轮椅穿越田阡苍陌，高兴得像个孩子。在那些少数民族的民宅里，他和老幼一道吃饭，观歌舞。费孝通以顽强的向往和意志，实现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次云南之旅。
当费老过世的消息传来，我忽然有一种庆幸之感。我庆幸他老人家在最后的高龄里能够带着氧气瓶重游云南高原，见到他久违的山山水水。他终此一生没有放弃过“乡土中国”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