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82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天津作协，成为专业作家，过着天马行空的文学创作生活。
1998年夏秋之交，云南省委将我“人才引进”。
回到故乡，我得以将“国立西南联大”这一淹没已久的历史题材立项，制作纪录片。
从1999年始，我开始了对西南联大教师与学生的采访。
在母校北大、导师与学友们的支持下，踏上一条漫长的求索之路。
1999年在清华甲所，我采访来自台湾的西南联大校友姚秀彦。
姚女士谈及西南联大一批名人学者如蒋梦麟、梅贻琦、吴大猷等在当年到达台湾后，对这块领土的开发和贡献，为台湾后来的经济腾飞奠下了物质的、人才的和机制的基础。
由此我萌发了登岛拍片的愿望。在李维一同学的帮助下，2009年秋我到台湾拍摄。
登上台湾的西南联大校友计有三百余，到我采访时，能找到的校友仅有九位，其中二位瘫痪。不胜唏嘘。
这样，在1999年至2009年这10年间，我采访的联大人物计约二百多位。
其中一百二十位是“一对一”单独采访；其余为集体采访和会议实录。
这些“学人”中，包括朱光亚、王希季、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费孝通、王汉斌、任继愈、吴征镒等各界大师级人物。
众多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哲学史家、艺术家、诗人们的谈话围绕着“西南联大”这个主题，展现出他们人生的追求历程和境界。
时至今日，他们多已辞世，或已衰年，不能再做这样的谈话了。这些内容已经成为珍贵的绝版资料。
在人物之外，还有一部分采访是对家属的。如对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访谈、对闻一多子女的访谈、对冯友兰女儿宗璞先生的访谈、对王力夫人夏蔚霞女士的访谈，对贺麟女儿贺美英女士的访谈，对赵元任三个女儿的访谈等等，精采纷呈，展示了当年时代人物的风貌。
西南联大的学子们各具个性。采访时如果问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老人们立刻会因失望而冷漠，关上那座记忆之闸。
我必须把握每个人在这段经历中那些重要的细节和故事，这是打开老人心与史的钥匙。
为拍一部片子，采访是有提纲和时间限定的。
但对方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希望倾诉平生襟怀。有的人讲完之后，驾鹤西去，无疾而终。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的出口，隐含一部民族的“生于忧患”的史，机不可失，于是我尽可能让他们倾谈。
这些珍贵的倾吐，它带给人们的那种沉重和沉思的气质，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一个不可再生和取代的巨大资源库。
在这批“踏破铁鞋”的采访基础上，我制作完成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任继愈先生曾评说为：“集腋成裘，蔚为大观”。
对于这段伟大的历史和相关的人们，我已克尽绵薄之力，而心中仍时时充溢诚惶诚恐的歉意。因为越做到后来，越知道不足，和难以弥补了。
我的父母是我早年的启迪者，是最早告诉我“西南联大”的人。
抗战时期昆明成为中国“大后方”文化与思想的中心，这道光芒照亮了他们的青春与坎坷的人生。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们理解和支持着我，将发掘西南联大历史作为使命。
世态纷纭，无暇兼顾。一个人投入什么，那就是她的价值观所在，她的方向所在。
感谢这项沉重、漫长而坎坷的工作。它带给我巨大的生命动力和内心安宁。
深入这片历史，我想探索一些有关我们民族生存的深远重大问题：
自有文明史三千五百年，外患内忧不绝，中华民族为什么打不散？
我们这个民族是靠什么力量凝聚、而得以绵延和自立于世的？
在战争年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民族危亡中爆发出来了一种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在当年穿透了各种不同个性的知识分子，不同层面的人们。它亦穿透世纪，延续到今天，穿透国制与国别，穿透信仰与地域。
我相信，世世代代，人们永远在关心着自己的根。
探索这个问题是深沉而令人振奋的。不明白这个问题，就不懂得中国，不懂得中华民族。
综合前后采访的所得，我有著述《西南联大行思录》脱颖而出。
2004年，为了使这批资料，得到集中、妥善的永远收藏，在任继愈先生和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支持下，我将这批磁带送给北大图书馆收藏，并要求进行数据化处理。
今年正值母校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我与中华书局及古联公司合作，推出《西南联大专题数据库》，以示寸草之意。
先期选出的这一批人，是一代人和那个时代的杰出代表。
此后，研究学者、莘莘学子、有景仰之情的大众，皆可于此一睹先贤的仪容风采，聆听他们的人生感悟。
这也是当年先辈们对我谈话的初衷吧。
2018年4月13日 张曼菱于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