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不思则惘”。在这里，我可以说，聆听之后不加思索，也是惘然的。
我对西南联大学人的“采访”，延续了十年。今天重新提炼与思索。
感受如下：
“口述史”具有“亲历”的优势，是其他文献不能取代的：
1、较为完整地叙述了西南联大形成的过程。
虽然我起步已经晚矣，但幸运的是，从七七事变的北平局势，到南迁长沙，继而西迁昆明，这段烽火转移的悲壮历程，均能够由各种不同层次的采访对象口述，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叙述。
几位当年的教师回顾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南下之路。
学生中，年级最高的为北京大学1934级任继愈，随后清华1935级冯钟豫，北大1936级刘长兰。
年过九旬的刘长兰学长现在台北，她是七七事变后直接从北平城里逃出的。这几乎是学生受访者中唯一的经历者。
她讲述的“老北大”的校址、风气、教授、校长、以及考试制度等等，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可以与《京师大学堂章程》对映而观。
从长沙到昆明的几条路线，也各有经历者来讲述。尤其是“湘黔滇旅行团”的参与者，讲述生动富有内涵。
抵达昆明之后的环境，在流离与轰炸中安顿宿舍与教室，乐观地生活与学习、工作，这些情形，讲述中也有丰富的事例。
西南联大作为一个联合的大学，其校园特有的宽松、亲切的氛围，师生们在患难中结下的情感，以及独特的育才方式，学习方法，在其中占了很大的份量。这个内容，对今天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支持。
2、直接回答了一些纠缠不清的悬念。
如：“校歌”是如何完成的？
由仅存的一位校歌委员会成员杨业治，肯定了歌词作者为罗庸。
如：“倒孔”运动是不是把狗的主人搞错了？
在易舍强所著《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以旧报纸为据，说那条狗不是孔家的。据亲历这场运动的学生回忆，这件事是无可争辩的。
等等。
二、“杰出人物”的讲述信息量丰富，价值很高：
在这一百多人的访谈之中，给我印象之深，启迪之大的是那些堪称“杰出人物”的谈话。
他们的成果我不一定都能知晓，然而他们身上保持的当年的学风，一种永不休歇的批判眼光和直言精神，体现了西南联大时代最珍贵的独立思考、兼容并包、永不停止探索与追求的精神富有。
在与这些人物的交谈中，感受到他们都具有强大的记忆力和缜密的思考力。也许这两者正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当年没有经过思考，事后也不会有如此清晰完整的记忆。有的就只有人云亦云了。
在巨大的采访数量的基础上，“质量”尤其重要。历史是附着于“人”的。品质素质愈高的人，他对历史的感知也就愈接近本质和真实。
这是我要首先梳理出这些人物的访谈内容，急于将它们公布于世的原因。
三、“口述”的历史局限：
岁月是无法逾越的界限。
当能够发掘这段历史的时候，那一代的大师们、教员们多已离世。所以这些口述者的“身份”，基本上是当年的“学生”，所知所感则规定在一个学生的身份中。
我找到他们时，他们已是耄耋之年，记忆难以完备。
“杰出者”受到社会地位的限制，也有不由衷之言。
“意识形态的演变”对人们记忆的影响是很深的。
西南联大以“兼容并包”为宗旨，学术思想与个性思维都非常多样化。然而在采访中，我发现人们的言语和说法都基本趋于一致。
人们在遵循着一个“安全叙述”的模式。
他们喜欢讲类似的故事，讲已经总结出意义的故事。讲冠冕堂皇的故事。而于暗藏深处的，可供探究的，含有矛盾和质疑的史实，就经常采取回避的态度了。
有的老人，现场谈得兴致勃勃，后来却打电话说，他的那段话不能公开。
个性的缺失，必然导致史料与史识的缺失。这是漫长的封闭年代形成的浓雾。这也是“口述史”难以逃脱的缺陷。
四、“两岸”采访时环境特殊，不能尽兴。
在台湾岛上访谈的内容，取舍起来尤其费力。因为见面时的氛围是特别的。
2009年秋天我赴台的时候，陈水扁“去中国化”的那片阴影还笼罩在人们心上。老校友们对于我的采访是渴望而又顾虑的。
孔令晟是1934年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在长沙临大时期第一批从军抗日。当时立即上前线，炮火把他的耳朵震聋。至今听力不行。
他对我说：“当年最优秀的人都参军了。”率先投身抗日战争，是他永远的自豪。
在宁福楼西南联大在台校友会欢迎我的聚会上，老人们眼睛里含有愿望，一种久久压抑的亲近渴望，同时又有一个习惯性的戒备和距离的设置。
他们都是到我的宾馆里来谈的。到我临走时，他们又突发式地说：“太太想邀请你到家里去。”可是没有时间了。永远没有了。
他们谈话的口吻里，意会的东西很丰富，而表述的语句却不完整。各人特有的背景阅历，隐藏在这些断裂的句子中。
镜头中，当他们说那种重复的话时，是在表现内心委屈和某些无法申诉的情感。有时候只是提及一个地名，而老人已经双泪来到眼角。内中多少深藏的情感与往事，不可深究。抢救工程是从1999年开始的。核对影像录音，多了一重岁月积淀之感发现了很多当年匆匆行色下没有留意到的珍贵细节和深意。
在每一次有限的拍摄时间里，为了完成主题的叙述，我不得不时常打断老学长们的话头。今天来看，有的地方中断了很可惜。
学长李忠曾经对我说：“等你采访完这些名人之后，对我们这些普通的联大学生也采访一下吧。我们要谈的内容也很多。”
李忠学长也并不“普通”。离开名人光环，还可以谈得更加深入、细腻和真实、丰富。
在《西南联大启示录》热播后，闻立雕先生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到：
当时的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办学名言：“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联大之所以能有那么辉煌的成就，首先归功于三校那些学富五车，博古通今的大师，可惜他们绝大多数都已驾鹤西去，五集历史文献片中竟听不到他们中任何一位的声音。真是遗憾啊！
金无足赤，如果说《启示录》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像郝贻纯、王希季、邹承鲁等院士及李政道、陈省身等先生那样具体介绍老师如何严格要求学生、如何鼓励、启发学生（的内容）少了一点，因为毕竟这里谈的是举世闻名的西南联大，不是一般性忆旧、怀旧。
我赞同闻先生的这个观点。忆旧、怀旧与历史的探究，有着很大的差距。
当年我开始的时候，自身和环境的局限实在是太多了。几度波折，几度停顿。
好在“不完美的开始”，也总算开始了。
埋没的时间越长，损失的越多。
西南联大在今人的解读中正在被“一元化”、“神话”与八卦。这是令人堪忧的。
史家时常讲“钩沉”，因为历史是不可能被完全打捞的。
“史识”可以弥补些许缺憾。认识历史，一方面要读具体的内容，一方面要构建一个吻合当时历史框架的概念，并不断地修正这个概念。力求理性与感性的相谐。
我的新作《聆听与思索——西南联大访谈及手记》不久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与中华书局、古联公司推出的《西南联大专题数据库》相呼应。
《数据库》展现了人物的音容笑貌，可以看到他们在访谈时的各种表情、含蓄与暗示，这些都是话语外另一种表述的信息，有很大的思忖空间。
《访谈及手记》是这些音像访谈的归纳文本，以及我这些年来的思考、引证。
要解读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还必须要读大量的书，尤其是那个时代的书。当时《西潮》已经在大陆出版了。一些人的回忆录也在传播。
吴学昭女士赠送我的《吴宓日记》，是一个可贵的参照。
史识与史料的发掘是互相联系，互相推进的。
最近中华书局推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这是诸多西南联大相关日记中，记载学校实体运作与生存状况最为切近和详实的一本，也是品质最为可靠的。
特推荐之，可与这些“访谈”内容相互映证。
在此，我感谢中华书局为我牵线搭桥的俞国林先生，积极承办的洪涛先生，大力支持的顾青校友，还有负责文稿和字幕编辑、校对工作的诸位编辑。口述字幕的核查确认工作繁冗琐碎，有赖于编辑们认真精准的工作态度和学养，这项工作才能有条不紊地推进。
虽然我们已经尽了努力，也尽量寻找一些当事人进行字幕的核对，但是年代淹灭的东西仍然太多。其中一些未尽确认之词，也期待推出后能有高明者来指正。
2018年4月15日 张曼菱于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