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被美国学者易舍强称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在一个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大批举世闻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集结南下，他们毅然脱离沦陷区，千里跋涉，举家迁徙，带着保留民族文化和实力的书籍、器材，希望在尚存的国土上找到一片可以继续教书育人的地方。
这是震撼世界的迁徙。他们的行为极大地鼓舞了浸泡在血与火中的整个民族。他们的行为表明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华民族不会亡国。
当时一部分大学奔赴西北，而北大、清华、南开则合而为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生活、学习了七年。西南联大师生也从此成为国难当头时期云南人民的社会楷模。
“西南联大”这四个字，最早是童年时父亲告诉我的。
父亲说，自从这些西南联大的名人教授来到昆明城，昆明的富家人就不好意思穿绫罗绸缎了，因为觉得国家都已经将亡了。这么多的名人都这样来到我们这里，如此俭朴地生活着，自己还摆什么阔气呢。太太小姐们纷纷收起那些讲究的衣服，穿起蓝布衫走进学堂。山城中那种狭小的夸豪斗富的风气为之一改。
西南联大的人们，把这种民族的羞耻之心，把这种和衷共济的民族意识带到了我们小城。
战争冲开了象牙之塔，流亡使大学失去了它的高墙大院。西南联大与以往任何一所大学的不同还在于：它的学习、研究与生活之地散落在民间，在街巷、湖畔、寺庙、小镇、村落之中。
四季如春的昆明和温润美丽的滇中成为联大人的家园；他们的音容笑貌也因此长存山河，永留民间。
昆明的美丽为联大师生所料想不及。
城郊大片的麦田和菜花，令这批失去家乡的人们感到，仿佛回到丰美的华北平原。
邓稼先在几十年后还与妻子回忆昆明中午打炮报时的古朴。
黑龙潭的美丽和体现民族气节的古迹尤其打动联大人的心。罗庸的研究著有文章。
《吴宓日记》中对翠湖、文化巷等颇多赞美之辞。
各种民间小吃令他们至今难忘。多年后，衣锦还乡的杨振宁在盛宴前提出，要吃油条夹烧饵侠，一种和战时生活相伴的平民早餐。
教授们曾到大理讲学，潘光旦留下他在亭子里的背景照片。费孝通有散文赞美洱海与渔姑。费对我讲：云南人的性格，像山茶花一样美。
郑天挺喜欢蒙自的火把节，认为是生命之火的象征。而大举购买蜡染布的教授夫人们，都爱穿这大气古朴、来自天然的布料。沈从文总是收集一些竹木手工编盒展示于人等等，数之不尽的细节和历史碎片昭示着：两个在时间、空间和蕴含上相距遥遥的文化群落，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毫无任何准备地相遇了。它们互相吸引、吸收、相依为命，度过了特定的阶段，从而留下了彼此深深的烙印；为彼此，也为中华创造了一段传奇，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我将这称之为，历史的邂逅。
一个是集传统文化和现代知识之大成的中国名校之最；一个是浑厚未琢、托身山林的边陲之地。
一个是保存中华民族精英实力的最现代的文化科学珍贵母体；一个是富于野性和生机的原始黎元之母体。纵横而观，在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文化史上，这类现象亦是一种奇迹。现代称为文化碰撞。如同物理学上不同磁场不同中心的相接近，会发生火花，发生辉煌和飞跃。
闻一多将《九歌》与云南地方少数民族的祭神大典类比。潘光旦、费孝通将人类社会学的方法与云南大地民俗生活进行重合与整合，从而缔造属于中国的社会学。
清华的研究所曾经对昆明周边的人口、气象、语言进行过调查、记录。一曲《小河淌水》之登上大雅之堂，亦与学人们组织的民间采风有关。
战争使中国的文化与文化人完成了一次历史的回归，使具有宿慧的学者们别辟蹊径。
这次历史邂逅的意义，还不仅仅停留在学术和趣味上，更为深刻的是，它为邂逅的双方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西南联大而言，是提供了战争中生命及其价值生存的地域空间与美丽民间；而对云南一方来讲，则是提供了未来生命价值发展的巨大精神空间和方向指导。
我将这称之为：历史的互惠。
当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部分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步行团走到距昆明不远的地方，就有汽车来替他们拉行李，那是云南省主席龙云派来的。
在经历了长沙暂驻足后，又在战火的追赶下流离颠沛，分而奔赴云南的三校师生，由于环境的严峻和眼界的开拓，此时对边地人民的性格将有一种本质的认识和认同。
完成了重大转移的三校，显示了“疾风知劲草”的高尚志节；在接下来的七年里，他们将体验和珍藏云南人民“路遥知马力”的患难真情。
云南人的性格，深明大义，以国为己任，言行朴质，几无市井气，非常豪爽、仗义和实在。云南人可以“毁家救国”，从护国起义就有这些故事。那时候，云南妇女还有摘下自己的首饰捐助护国军之义举。
早期的龙云，类似这样一个英雄式的土司。他的形象是戴毡帽和墨镜，身手矫健，武艺高强，俱民族荣誉感，打败过洋人拳师；崇尚风雅，娶女大学生为妻，请教授到家里来讲课。
他投身讲武学堂起家，曾是“护国起义”的一员大将。因为久经风险，一只眼被刺瞎，人称“独眼龙”。龙云上任时提出“富滇强省”政纲。当时他实行滇币，实际上和蒋介石搞一种隔离，保护云南经济，滇币的实施也使得云南富强起来，而且有很多的资金用来抗战，云南自己武装了四十万儿郎上战场。
对战争时局和民族危机的认识，龙云是有先见之明和历史责任感的。他预见性地在云南进行“积谷”，待到中原失地上的大批机关、工厂、学校和难民涌入云南时，虽然人们常怨米粮中砂石杂多、有时发霉，但毕竟没有断粮。是云南的广阔怀抱为危亡中的中华民族保存了生机、实力。
西南联大在云南七年来的成功存在与发展，与龙云在云南执政是密不可分的。而西北联大却未能维持下去。
龙云是山野的彝族，并非出身上层，却在民族内忧外患的风云中成为杰出的爱国者。在西南联大进步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龙云洗浴了他身上的那种“地头蛇”陋习。
至今我们寻踪看到的、联大在昆明借住的房子，如昆华中学，如迤西会馆，皆非“陋室”，而是在彼时彼地较好的房子、雅室、静所和生机盎然的民宅。后来为避轰炸而入住的寺院和村落亦属幽然。
倒是联大自建的新校舍的教室和宿舍，用铁皮屋顶，时常“停课赏雨”，后来又用茅草，可称“陋室”
自然，所有的房子皆无法与北大红楼、清华园以及南开校园相比。但自有民间谐趣，联大人亦能安然并乐在其中。国难已打开人们的眼界胸襟，他们热爱这片还在中国人自己手中的山河大地。
初入滇时，联大有两个学院安顿在蒙自。蒙自秀丽的南湖，曾引发陈寅恪的诗兴：“荷花海子忆升平”；小巷里卖糖稀饭的小业主，曾被吴宓称为“隐士”，赠对联誉之。
南湖畔的洋行，是闻一多闭门读书之处，郑天挺因此送他“何妨一下楼”主人雅号。
当他们到蒙自时，一个周姓的大户款待了他们。我去拍摄过这个院子。高墙大院，院子的格局很好，内院有月亮门，两边有对联，周伯斋先生，是有相当涵养的崇尚中华文化的一位士绅。他在那里摆宴为联大的老师们洗尘，经常请他们到家里来聊天，赏月喝酒。那大厅里也是琴棋书画风格的，有假山、小亭。并且把他家眷原来住的一栋内楼让出来，给西南联大的女同学住。那个楼就被联大人命名为“听风楼”，楼里有风琴，我去曾弹之。楼前很多的垂藤、气根遮掩，显得非常幽深和神秘，很美。吴宓在日记里也有描写。
这种崇尚文化的风气，由乡绅们倡导着很长时间在中国都是长盛不衰的。
记得我父亲说过，从前家乡人请客，每一桌，桌上一定要有两个读书人，这个主人就觉得有面子，很光荣。这是一种骨子里头对文化的崇尚和对文化人的倾慕。
民间的纯朴精神还表现在昆明市民为流亡师生们准备的茶馆里。曾经身有体会的李政道博士盛赞：“昆明的茶馆民风体现出对知识分子的同情与帮助，是一种不亚于巴黎咖啡馆的文化。”
翠湖，这座宝贵的城中池，当时无多雕饰，天然如清水出芙蓉。湖畔来往常见联大师生。他们总是夹着书，穿过翠湖，从这校区到那校区去。而傍晚时分，双双挽臂的情侣亦出现在湖畔。起初，昆明人看不惯，不久，昆明的青年人也纷纷效仿，在湖光霞影中演示爱情。
与翠湖毗联的文林街、文化巷和上下的凤翥、龙翔二街，茶室遍布。联大学生整日流连其中。著名的物理系“三剑客”杨振宁、黄昆、张守廉三位同窗常在其中高谈阔论，研究科学之奥秘。
当时有一句话“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这句话赞美了昆明的包容。
联大师生在昆明找到了身心栖息之地，与这片淳厚的民间日益融洽。校园与山城合而一体。然这里面更培育着一种民风和素质的提升，这是昆明人的一个千载难、逢之幸运。
这句话深处又包含着昆明人的欣喜和感激：西南联大师生的足迹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传播文明、文化、科学与民主的课堂。
这是一个耳濡目染，深入浅出的过程；这是一段长达七年，相互砥励的历史。
每逢联大举办开放型的大讲座，只见昆明街上，店铺纷纷上门板，老板和伙计都要去听教授们讲课。刘文典讲《红楼梦》，才气横溢。闻一多讲国事，讲到痛处，一声呼喊，声泪俱下，听者全都哭了。
这些讲演令昆明人的见识觉悟大大提高，对抗战积极支持，令人难忘。闻一多先生遇难时，举城的人都痛哭，其七年来在同一个城中相濡以沫所培育的那种崇敬之情，使市民们深知这些人对国家民族的重要。也因为来了这么一批人，令边城人的民族自信心、人格尊严感和行为准则有了极大的提高。
我父亲一直保存着几张1944年学潮的小照片，我现在估计是“倒孔运动”，还保存着一本油印的《荣哀录》。他对西南联大非常地留恋。他听过刘文典的《红楼梦》，听过潘光旦的“优生学”的报告，还听过一些时事。当属于“门外学生”，今天叫“旁听生”。
父亲曾亲眼所见，潘光旦先生夹着一只拐杖，跟人家打篮球，在场上跑来跑去。这里有一种感召：失去一条腿阻拦不了我。别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也照样。这种精神一直鼓励着我父亲。点点滴滴地，亦曾照亮了我们这座昆明城市。
当年，城里头，凡看见穿着板板鞋，踢踏踢踏，背着斗笠的一群一群青年入，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人们都怀着敬意，指点着那些穿着朴素的学者。据说有一位穿皮茄克的，上面都是油腻，不洗，要抗战胜利才洗。闻一多先生就留着胡子，要收复国土才剃胡子。
我的母亲念昆华女中的时候，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给她当老师。母亲还记得，那位老师皮鞋的鞋底和鞋帮都离开了，用一根细麻绳绑着来上课。后来母亲考上英语专科学校（就是后来云南大学的英语系），曾为美军飞虎队服务过。
在追悼闻一多先生的队伍里，那个穿花旗袍的少女就是我母亲。“一二·一”惨案后她还和几个女生一起，故作涂脂抹粉状，穿过森严的军警、特务，到云南大学散发传单。
西南联大的那些传奇，在我已经成为一种家学传统。诸如：刘文典在跑警报时怎么骂人，说：“你这样的人何必跑警报？”言下之意对国家民族没有价值。闻一多如何写了：“鸟兽不可以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贴在门上表示与某些人绝交。潘光旦拄着他的木拐打篮球，引得全城入围观喝彩，等等。
当吴宓教授信步于翠湖，因得灵感而将好莱坞影片译为《翠堤春晓》；当《魂断蓝桥》、《出水芙蓉》相继译，出，首映于南屏大戏院，南屏街上的这座大戏院就成了联大师生和城中文化人的重要休闲处，难得的战时文化享受之地。
五分钱一包的五香花生米，吃得香，看得过瘾。令联大人至今津津回味。
而昆明人也就结束了那种将美国电影中所有的女主角称作“玛丽”，所有的男主角称作“约翰”的愚昧年代。
南屏大戏院的老板刘淑清之千金，后来与清华大学校长、联大梅常委之公子喜结良缘，白头偕老。他们是在昆明相识，往来，后来出国留学、恋爱成婚的。可见当时昆明青年人的发展，与“首善之区”竟也差得不是那么悬殊。
那正是云南历史上的黄金时段。西南联大、美军“飞虎队”；滇军参战台儿庄，转战徐州大会战；滇西保卫战，怒江大桥的炸毁重建，史迪威公路修建；“南洋机工”驾运军用物资；中国军队出征缅甸；直到“一二·一运动”，赤子血染胜利花；凡那个时代中国最开放的事情，最引入注目的焦点，都集于云南。
天时、地利、人和，使云南担起使命。
当年我父亲就读于昆明师范时，聂耳刚刚离开昆师奔赴上海。其所作之歌曲，如《毕业歌》等皆先传回云南他的母校，让昆师的师生们唱。
于是无分籍贯，青年学子们沉浸在发愤图强，爱国救国的巨浪中。
“四烈士”之一的潘琰，就是参加过战地服务团，又回到校园念书的。所以她临危不惧，冲上前去救护同学，牺牲时仍喊着“要勇敢！”。当时在校园里读书的很多同学，自己就带着战火硝烟，经历过战斗的激情又重返课堂；有的来自沦陷区，千辛万苦投奔联大，如李政道途遇翻车之祸。
当时来云南作战的美军部队急需大批翻译，这个云南当地无法满足的任务又落到了联大的肩上，校方毅然作出决定凡四年级的男生一律从军一年，方能正式毕业。
本来为躲避战火保护人才而成立的西南联大，在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时，又大义凛然地打开校园之门，让自己精心选拔和艰辛培育成才的学生们列队投入战争。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悲壮的乐章之中，最令人心酸和热血沸腾的一曲。
今日回首成浩歌，而当年只是平凡的一步步，在粟米帛布之间，油灯泥泞之中，相依为命的联大人与云南人民，坚守着长夜中的希望。
刚进城时，闻一多家住所拥挤。昆华中学知其子女多，腾出最宽绰、最近风景处让闻一多家住。闻先生则为中学讲课和批改作业。
这种直接介入当地学校教育的举动很快蔚然成风。来自中国最高端和最开放地区的文化输入，教育熏陶，在西南联大落户云南的七年中，迅速地成为二股势不可挡的潮流。
西南联大的学生因为家庭在沦陷区，断绝了经济供给，而普遍实行勤工俭学。有很多人到云南的专县上去当中学老师，也给云南带来好的文化，他们去了，有的土财主用轿子来抬，又把孩子叫来，都是裹脚的小姐，这些学生就说“放掉放掉！”放掉就得以读书了。于是虽为云南的边缘地区，却也受了西南联大的熏陶洗礼。很多年轻人因此而得到了他们的这种熏陶和教育。
念完大学的杨振宁，因为父亲当教授的薪水不够家用，他又教书补贴家用，面准备考研。他在师附中教书时有个女生叫杜致礼。后来二人邂逅于美国，终成美眷。
联大学生在昆明教书，开始是当家庭教师，他们戏称是“误人子弟”。朱光亚就对我说过，那些人家的子弟不好教，而且也与联大这些穷学生不对胃口，于是干脆到中学里去教书了。
那时候昆明有几个中学就是联大师生创办的，朱光亚在的天祥中学，王力在的越秀中学。王力还给越秀中学写的校歌。总之是又结了一道缘。所谓缘分，就贵在互相都是自然顺势而结成的。云南前省委书记普朝柱所在的长城中学，就是当时联大的东三省流亡学生办的，所以培养的一批少年人很能体会失山河之痛，后来他的同桌就是“一二·一”四烈士之一张华昌。
西南联大就这样成为一座点燃星星之火的熔炉；一棵散发出丰实种子的大树；一个巨大的人本教育的取之不尽的母体。
它使云南民间变成了一所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学。它将那种广阔变通、兼容并包、有教无类、厚德载物和务实的三校教育精神，在实践中发扬到了极致高峰。
无数的云南青年和人民，在这座有形与无形的学校里受益，进步，成长。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他自己的人民间，坚实纽带的明证。这是中华民族从深处迸发出来的最强大的凝聚力。
如联大出身的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所言：中国文化的根子在民间。
半个世纪后，云南的另一位主要执政者、深受西南联大影响的普朝柱说过一句话，“如果没有西南联大，云南的发展要滞后几十年”。
以普的阅历和身份来言，这是对云南历史和总体素质的一个评估，它含有云南历史上文化、民俗、生产力和各种机制的一个量化的实证。
往事历历、今又分离，相思浩茫寄千秋。
笔短史长，挂一漏万，且作索引，引玉抛砖。
愿我中华：山河壮丽，书香永存。
